为深化政法智能化建设，加强“智慧治理”“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警务”“智慧司法”等信息平台建设，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实现科技创新成果同政法工作深度融合。法制日报社已连续举办了七届“政法智能化建设技术装备及成果展”。

　　作为装备展配套活动，法制日报社于2024年3月继续举办了2024政法智能化建设创新经验征集宣传活动，活动征集了“智慧治理”“智慧法院”“智慧检务”“智慧警务”“智慧司法”创新经验。

　　在2024年7月10日至11日举办的成果展上，对入选的创新经验进行了集中展示，并已编辑整理成册——《2024政法智能化建设创新经验汇编》。

　　该汇编分为智慧治理篇、智慧法院篇、智慧检务篇、智慧警务篇、智慧司法篇五个篇章，为政法信息化、智能化建设提供及时、准确、 实用的资讯信息与经验观点。

　　应广大读者要求，我们特开辟专栏，将部分创新经验进行展示，敬请关注！

　　以下推出的是《智慧警务篇 | 创新经验之“我国战略性能源港区应对无人航空威胁的脆弱性问题及‘应急警务闭环’研究”》

　　

　　我国战略性能源港区应对无人航空威胁的脆弱性问题及“应急警务闭环”研究

　　徐宽 诸龙珠 华佳璐 金圣凯

　　宁波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六安市公安局新安派出所

　　【摘 要】战略性能源港区同时关联国家总体安全、国民经济安全、口岸城市安全等多个层次的应急管理议题。在传统语境下，以空中突袭方式影响国家战略性能源港区的安全状态，受制于技术成本、人员成本等方面因素，系一种低概率的“攻击方”行为范式。我国能源港区高水平的封闭化管理水平则从“防御方”层面进一步降低了空中袭扰的“成功率”。但是，随着高性能无人技术装备的民用化程度日益深化及非接触远端控制、挂载等技术的日益扩散，能源港区内部的各安全事权主体单独凭借传统的“黑飞”应对思路，已无法完全有效克制可能出现的“空基安全事件”；更具动态、颗粒度与系统容错率的“应急警务闭环”亟待构建。

　　【关键词】应急警务；无人航空器；海港口岸；能源安全

　　一、当前我国民间无人航空器的技术扩散与非规应用

　　（一）无人航空器在民用领域的技术扩散趋势

　　早在新冠疫情之前，无人航空器就在商业演出、私人娱乐、外卖递送等领域实现了初步的技术扩散。这种扩散使得我国民间无人航空的保有量从几万台迅速暴增到百万台的级别。虽然说其中多数无人航空器的飞控水平与操作精度仅略优于一般的儿童玩具、航模器材；挂载器具仅仅限于功能单一的声光与监控（拍摄）设备。但是这并不妨碍该技术成为一种民间易得技术。

　　新冠疫情严峻期间，全国政府、企事业单位广泛采购民用标准的无人航空器，配合固定的使用群体，形成各地提升疫情防控颗粒度的一支支“奇兵”，起到了非常好的“治疫”效果，也从另一层面正向催化了无人机航空适飞技术在民间的进一步普及。

　　（二）无人航空器在民用领域的非规应用语境

　　与无人航空器技术扩散伴生的现象就是其广泛的非规应用。当前，在民用无人航空器有序飞行、安全飞行、规范飞行上，存在一定监管尺度、标准上的盲区与争议，亟待各相关主体做好从适航、注册、审批环节到飞行中监管、事故权责认定等领域的制度设计。从无人航空器持用者角度分析，拥有并使用其航空设备、挂载设备是其权利，依法依规文明操作其所有设备则为其义务。

　　但在当前法制、技术及特殊事件语境下，多数持用主体面临不知行为边界、鲜见监管边界的情境，其行为在长期“约束刚性”缺失的情形下变得愈发地“自由散漫”。少数高技术力的持用者则依仗其与政府一般行政主体乃至军队监管者极端“非对称”的操控优势，进行更频繁或风险系数更高的“不羁行为”，对城市安全、社会安全乃至是国家安全的细分领域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二、国家能源港区面临日益凸显的空基“无人”风险

　　（一）被精确操控的无人航空器已成能源安全的现实威胁

　　2023年前三季度，宁波穿山口岸多次以物理阻断、通信干扰等方式制止未经许可的民用无人航空器飞行行为数达到十余次，涉及具体机体数、当事人数均达到两位数。此类无人航空器非规制飞行事件（俗称无人机“黑飞”事件）并不单单出现在我国，且已对具体国家的能源仓储、转运、保障甚至是军事后勤、战略支持环节予以了具体化、实例性的干扰及破坏。2019年至今，北非、西亚的一些发达国家就持续经历着军队防空体系难以第一时间识别“低慢小”无人航空器（尤其是固定翼无人机）的困局，在处置上也面临着“防空炮打蚊子”的非对称窘境；随着高精度挂载设备被普遍配置于民用无人航空器，国际上一些非正式武装力量及雇佣性军事团体甚至可以假以上述非制式装备组合，对管控严密的国家战略能源港区实施精准且迅猛的的打击。

　　（二）无人航空器的“技术扩散”客观上导致了“风险扩散”

　　当前，我国的无人航空器生产上下游行业已完成全方位的技术迭代；相关的民用生产线通过持续的国内外市场反馈及利润反哺，已经具备了规模化、廉价化生产高品质无人航空器的能力。就微观层面而言，当前数千元人民币级别的固定翼无人航空器已经具备了丰富且稳固的挂载机制，可将支持红外热成像、飞控系统、电子元器件等软硬件置于流畅且一体的工业设计中予以配置。公模零部件的易于取得，则使得各种“目的性”的改装、自组装无人航空器变得逐步泛滥且难以监管，安全问题越来越不容忽视。在缺乏可靠目的预判、应急方案准备的情况下，大型港区的传统防御体系对于上述“目的型”飞行器的突防能力是明显不足且不力的；在面对子母航空器、高速航空器、自撞航空器等复杂突防“对手”时，能源储备地域的脆弱性将进一步凸显。

　　三、基于港区能源安全的“脆弱性”评估完善外部监管边界

　　（一）摒弃“唯事故”惯性，健全法制监管闭环

　　大型海港能源口岸关乎国家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方面的特殊地位，其面对新型威胁暴露的脆弱性往往折射出外部监管边界的拓展不足。近期，我国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已公布实施，但我们发现这些其涵盖的管理措施预防、威慑主要指向“事故”而非恐怖袭击。故而我们建议，在诸如宁波穿山港区的地域内设置能源安全防卫体系，仅仅依托特定法规样式的安全指引，无法将可能发生的风险全部考量到位。应将国家系统性法律的要求“并轨”至特定载体防御的通盘观念中。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指出应“严密防范针对航空器或者利用飞行活动实施的恐怖活动”，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条所释法理，将民用无人航空器使用纳入港区尤其是能源港区的重点监管范畴，一并对生产自境外的无人航空器或挂载设备进行更为审慎刚性的关联管理。

　　（二）摒弃“唯载具”惯性，健全技术监管闭环

　　预防无人航空器的袭击必须从“脆弱性”的技术源头，补全能源安全防卫的“缺位”短板。民用无人航空器的运行需要特定的空间、气象条件，除电子围栏外，海港能源口岸相关部门可采取被动安全措施有效拒止无人机进入特定区域，充分利用建筑物、室内、覆盖物等干扰无人机视距操作，设置拦截网等障碍增加其操控难度，实现区域拒止。如区域拒止失效，对无人机目标的侦测、预警成为有效响应的关键。尽早发现、追踪目标及确定威胁程度，为启动紧急响应机制赢得时间。

　　（三）摒弃“唯毁伤”惯性，健全“反谍”监管闭环

　　当前浙江省内各海港口岸防御无人航空器的主要模式基于“评估入侵航空器风险等级——发现高危目标后应阻断其操控——必要时应予以摧毁”。国家能源安全的“脆弱性”不仅体现在“能源事项”上，更关乎“总体安全事项”。当前，宁波口岸各安全责任单位仅立足“有效拒止”威胁目标的预期，实施各类应急预案（想定）；换言之，当前的无人航空器防御主要以“毁伤机体-保护能源”为终局，未能将其载具、设备用于间谍刺探活动的“体系风险”纳入安全考量范畴。故而我们建议，当前的港区公安、边检、海关等部门不仅应在实践中提升发现无人航空器的能力，更要强化发现无人航空器“背后控制体系”的能力；不仅应强化快速捕获“现场操作者”的能力，更要在技术路径上善于对“对手”实施电子欺骗、中继控制；将单纯的港区能源安全与国家总体的“反谍除奸”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四、补完国家能源港区“应急警务闭环”的空中安全体系

　　（一）形成持久的“应急战略”设计

　　近年来，对于能源基地实施的无人破坏活动主要依托于兼具巡飞功能的自杀型设备。担负此类破坏任务的无人航空器一方面具备自主控制的巡飞功能（执行侦察任务），另一方面在发现目标之后以“闪换轨”方式迅捷执行自毁袭击任务。对于无人载具的防御，往往在电光火石之间就已决出胜负，近期“哈马斯”在以色列国土纵深实施的突袭行动及后续以色列的反制行动即是对上述认识的客观明证。

　　当前我国能源港区的无人航空防御体系仍定位至公安治安管理的层面予以摆布；其事权主体与非能源港区的同一性强，以港区公安为唯一事权主体；对于无人航空防御的预案设置多以普通公民非恶意的失范行为我逻辑起点——对于复杂应急事态的物态准备、心理准备与专业人才准备均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国的公安或内务内政执法机关。故而，我们认为，应当吸纳包含边检、海警、海港企业等主体的防控资源、专才力量及技术储备，以更灵活的防御态势去应对可能到来的“不确定袭击”及“不确定风险”。换言之，在未来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前往所述的“技术扩散”将使得涉港涉能源安全遭遇前所未有的多时态风险。在风险发生端倪的情况下，若无法快速作出应对，就意味着安全事务的彻底失控——而制定、细化并实施多主体、多预案的应急策略则是提升上述“应对速度”的必由之路。

　　（二）形成多元的“警务反制”组合

　　2022年11月18日，乌军发布视频称，新罗西斯克的石油码头也遭到乌军无人艇攻击，且该码头位于俄军一海军基地旁。该袭击的个例也蕴含着当前能源安全外源性风险多元化的既成趋势。据外媒报道，由泽连斯基发起的政府网站“联合24”一直在开展众筹，其中一个项目，就是制造自杀式无人艇，装备号称“世界上首支无人艇舰队”，目前已筹得制造25艘的资金，目标是制造100艘无人艇。

　　无人载具的袭击策略正在由单一的航空维度扩展至海空协同的维度。空基机动较之于海基机动的不稳定性更大，这或为乌克兰武装力量将有限资源投入至无人艇而非无人机的现实动因。但同时应当判明，无人艇的袭击仍离不开无人机的空中支持，其支持方式包含且不限于通信中继、先期侦察、毁伤效果反馈及电子协同干扰等多个方面。在此愈发复合化的袭击想定背景下，我们的能源港区防御策略不能仅仅立足于前文第二章节所罗列的现实“空防”问题，也应看到搭建海空一体无人“对手”防御及反制体系的重要性。

　　（三）形成复合的“闭环优化”机制

　　复合的防御“优化闭环”必须学贯攻防，一方面从对手角度设定基本防御路径；另一方面从“师敌制敌”的方面丰富自身的创新性防御路径，形成开放式的动态优化模式。俄乌在黑海的无人攻防已经远远超越了单一军事防御或单一民生安全防卫的语境。但是其攻防语境已经帮助俄罗斯的非国防力量开始思考以何种路径确保其黑海领域及辐射区域的能源基础设施安全。

　　2022年10月黑海舰队遭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后，俄罗斯开始研发海上无人艇，其基础正是2022年9月底在克里米亚海岸发现的一艘乌军无人艇。据报道，俄方任命的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拉兹沃扎耶夫曾在去年11月与俄总统普京的一次会议上提议制造这种无人艇，称当地的企业有能力设计和制造海上无人艇。

　　需要认识的关键点在于，俄乌战争是推动俄罗斯黑海地区市政系统深度参与到其能源港安全“闭环优化”的非必要因素或是催化性因素。而现实的产业发展、技术扩散环境及社会性不稳定因素才是其依托市政单位开展能源安全保障体系革新的核心内因。结合我国及浙江省内的情况而言，我们并非要等到军事冲突或特殊安全事件爆发的“孤立一日”才开展立足军民一体防御的能源港区安全事务革新。从邻国面临的“他山窘境”我们一方面可以评估国家武装力量利用技术非对称性破坏我国传统港区安全防御体系的可操作性及案例现实性；另一方面也应清醒预测非国家武装力量利用先验技术及精确操控方式，干扰我国能源生产单一环节或制造系统混乱的可操作性与现实性。

　　（四）形成人本的“精修流程”体系

　　以色列相比俄罗斯具有更强大的技术力及西方的外援技术支持。但是在处理其国内能源基础设施安全事务时，仍然暴露出两方面问题：其一时对港区及外延区域地理活点信息及综合态势能力的缺失，其反无人航空系统仅仅针对较大军事目标，对于围海上高速移动的小目标，预警探测能力“失敏”；其二，不具备监控其能源港作业-仓储线外300公里海区国外大型船舶的能力，对其释放无人载具的情形缺乏持续监视、抵近查证方面的能力——难以排除其批量布放小型无人装备的可能性。

　　以色列可以说是“唯技术主义”的典型范例。其路径在正规军对抗中优势明显，但对于隐秘性更强的民用无人袭击显得“毫无绩效”可言。对此，我们认为，应该从对抗终端理论的角度来重新解构当前我们面临的“反无”环境，避免脱离人本对抗语境开展缺乏生命力的“唯技术”布防。

　　就宁波实际为例，当前港区公安对于无人航空器的干预手段以劝离干预、通信干预、物理干预为主。但是无论采用哪种干预路径，其过度依赖“目视发现警情”这个低技术起点——换言之，当前反无人机枪、干扰设备方面的投入是一种缺乏技术配套的投入，当前港区急需配置与前述干预性装备技术力相当的电子侦察系统及高精度远程预警设备。其二，当前的干预装备也存在干预效果上限不足的问题。其干预方式主要以频段干预为主，以港区公安为主体的防御者缺乏阻断通信等“硬干预”手段，操作端具体民警或辅助警务人员急需通过装备升级，掌握在港区领域内绝对的电磁频谱优势（除技术投入方面的优化外，要实现这一点还有赖于口岸办与地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的政务协调）。

　　五、结语：动态增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防空韧性”

　　作为国际上被普遍承认30个“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之一，宁波的港区作业能力、经济价值获得了国内外各类评级机构及具体企业资方的一致肯定。但是要实现真正高层次的经济繁荣离不开走在前列的安全控制准备、安全维持想定及安全举措创新。无论是低技术力的俄罗斯还是高技术力的以色列，都在近两年来的能源基础设施安全保卫中吃了“想当然”的大亏；远离战火的其他欧美国家因其各自的国内矛盾、宗教问题、种族争端，其能源港区或其他能源基础设施也面临这种种以无人化突袭为典型代表的“灰犀牛事件”。可以说，现实风险与技术推导都已告诉我们，要提升一个口岸城市的发展品质，不能循着传统的安全管控思路去维护安全；要增强一个国家能源经济的韧性，必须本着知全、知真、知细的思路去对抗新时代面临的新风险。在宁波“一带一路”结点城市的发展语境下，推出以多元化无人威胁反制为基本想定与基本特点的发展思路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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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晓莉